zxfdgv 2008-2-20 12:13 PM
“中国看病并不贵”，何等的荒谬！
[b] 谭浩俊[/b][align=center][b][img=500,334]http://img001.photo.21cn.com/photos/album/20080220/o/8E9B0A5E3D093F1A6D8DCB06C9883B87.jpg[/img][/b][/align][align=center]漫画：“看病不贵论” 张兮兮画[/align] 2月18日，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说，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作祟。曾其毅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2月19日 北方网）
对于曾其毅先生的“在中国看病并不贵”一说，我认为非常荒谬。
凡到医院看过病的人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生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生病。生了病，就有可能因病致贫，就有可能倾家荡产。曾先生为什么会觉得在中国看病并不贵呢？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曾先生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因为看病从来不需要花钱的原因。只有看病不需要花钱，或者只需要花很少的钱的人，才会有如此感觉。
曾先生认为看病并不贵的理由之一是，在中国，喝一次茶要不少钱，修一台机器要几千元钱，而“修”一个人只要百把元钱，所以看病不贵。问题在于，曾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感到看病贵的人，并不是那些可以经常到茶楼喝茶、到娱乐场所潇洒、到宾馆饭店狂吃痛饮的人，而是那些为子女学费发愁、为化肥农药担忧、为住房问题睡不着觉的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对这些中低收入者来说，即便是曾先生所说的一百多元钱，也是一笔并不算小的开销——也许是他们一个月或半个月的生活费，也许就是他们孩子的学费。倘若曾先生经常到这些群体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或许也就不会提出如此观点。
支撑曾先生“看病并不贵”的另一条理由是，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我承认这是曾先生在为专家们鸣不平。但是，出现这种现象，难道是病人造成的？曾先生在抱怨专家诊金太低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在医疗单位，又有多少不该拿高收入的医务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呢？到底是专家诊金太低，还是不该拿高收入的人太多呢？
当前一些医疗单位的不规范行为还相当多，回扣、红包、假药等问题十分严重，而这些又是滋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作为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曾先生难道真的毫不知情？对本属自己责任范围之内的问题没有处理解决妥当，反将扳子打在普通百姓身上，怪他们的价值观在作祟，曾其毅先生是不是也太有些不厚道呢？
[b]郭松民[/b]
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日前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在抛出了这段惊世之语后，曾其毅又把炮口转向“国人的价值观”：“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2月19日《新快报》)
在今日中国，对大部分民众来说，“看病难，看病贵”，可谓一个痛彻骨髓的铁的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过看病经历的人都会有所感受。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出“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样的高论，如果不是刻意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则必然是对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疾苦格外隔膜。
政协委员曾其毅副局长属于哪种情况？我不愿意怀疑别人的动机，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属于后一种。在我看来，曾其毅的此番言论，折射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精英和草根的生活已经出现严重的脱节，大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既然如此，精英对草根生存状况的判断，就必然会表现出无知与隔膜。
除了政协委员和副局长，曾其毅还拥有广州市儿童医院院长，医学硕士、管理学硕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市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等一系列耀眼夺目的头衔，当属精英无疑。他为什么会和草根社会如此脱节呢？
原因可能有这么几点：一个是生活环境的脱节。以他这样的身份地位，岂能体会平民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苦楚，他感叹“看病最不贵”也就不奇怪了。再一个是成长经历的脱节。想来他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均是象牙之塔内，即便是出身社会底层家庭，但早年的艰苦生活怕是也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回忆了。最后一个就是视野的脱节。在他的视野里，有“全世界”，有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但惟独没有中国的社会下层。曾委员张口就是“我走遍全世界”，这也许是事实，但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走遍全中国？有没有走遍广州的每一处穷乡僻壤？那里“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存不存在换汽车零件的问题？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总是要逐渐分层的，这谁都无可奈何。社会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舆论和决策都被精英阶层所垄断，并根据自己狭隘的经验和视野来影响乃至制定公共政策。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类似曾委员这样和下层社会脱节，对草根的疾苦感到隔膜的精英并不在少数，也不局限于卫生领域，这就使得许多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具有“盲人骑瞎马”的性质，民生的疾苦和公共政策取向呈现不同程度的偏离甚至背离。
“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是个一望而知其谬的伪命题，不值一驳。而由此折射出的精英和草根的脱节与隔膜，以及如何打破这种隔膜，如何增大草根在人大、政协这样的民意机构中的代表比例和话语权，如何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能够摆脱精英的垄断和把持而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等等，这些问题才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真命题。(来源:新华网)